不过，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认同建设最为重要。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人才等在全球广泛频繁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科技进步和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 张宇燕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全球化 。国际贸易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不断提高，是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由减税拉动的就业和增长将逐步见顶。货币增速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4%（预期8.2%，前值8.1%）。二是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尤其是专项债支持的基建项目持续落地。
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很小，很难有效应对下一次全球经济放缓。目前中国经济远非出现断崖式的失速，就业也保持了稳定，预计决策者会观察已经推出的政策组合的效果，经济基本面并不需要央行在当前就考虑降息。例如，一些国家反垄断法通常列举剥削性滥用和妨碍性滥用。
他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样一来，如何平衡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趋势。对滥用行为的界定，有关法规往往只针对典型的滥用行为规定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界定上就面临较大困难。
但是，在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过程，也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近期发生的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可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并提升平台的价值。
因此，传统竞争政策中的价格反映成本、反映社会价值等理念，对平台经济也不一定适用。今天的优势企业，也可能被迅速成长的新公司超越，没人能保证它们当前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持续多久。总之，面对平台企业的种种复杂情况，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和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
然而，反垄断的实践发现，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最近，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在酝酿实施新的信息保护法案。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互联网 平台经济 。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诸侯经济尚未完全打破的国家，线上交易的这些优越性，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有益的。
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19世纪末，美国钢铁、铁路等行业迅速发展，一些竞争者之间通过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及分配顾客等达成共谋，操纵价格、形成垄断，也曾引起类似的担忧和讨论。
对于如何对待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愿意引用梯若尔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的观点。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您是怎么解读这种现象的？您认为在当下的治理环境中，一个怎样的中央地方激励机制是最有效的。有人感叹在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何享健后来就动手改制，变成员工持股，然后香港上市。在结构性因素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企业的融资机制不够有效，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竞争和融资上存在差别性的待遇，又比如要素市场仍然存在制度性壁垒。
从现在的实践来看，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如何保持地方灵活性和中央大政方针精神的统一。顺德和诸城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为什么敢于进行国企改革？1999年我到顺德调研时询问当时的经委主任，你们这样改制国有企业，有没有批评你们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你们怕不怕？他说不怕，也没有压力，因为给国有企业改制不是资产流失，而是帮国有资产止血。
在种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下，地方政府往往借助财政手段通过加杠杆发展经济，因此造成在降杠杆之后地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变大。究其原因，市场解读众多，您又是如何理解这种经济增长的奇迹的，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姚洋：学术界有许多解释，但我认为三点非常重要。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50%左右更正常一些。在这方面，顺德给中国的改革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姚洋在访谈中表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应该从3个层面理解，一是务实主义，二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高质量的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每个社会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精英都有责任去探索内生于本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增长贡献者，中国的故事就不仅需要我们自己正确地解读，以助力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需要用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和诠释。地方政府的杠杆有很强的周期性。
但从回忆文章来看，即便是1984年到特区之后也没看到特别大的成就，但他坚持，只要方向大体正确，不妨再留出一点时间观察和试验，改革慢不得，但也急不得，只要方向对，好方法早晚会摸索出来。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说，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定的意识观念之上。
企业特定阶段的高杠杆也许只是快速发展的正常需求，只要资金能周转得过来就不是问题。先和头条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从经济周期来看，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投资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周期。但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地区能够持续有效地吸引人才进入的可能不是短期的优惠政策，而是要看商业机会、生活环境，以及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资源是不是足够地好，而这些因素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施政的水平。
席天扬： 经济增速的趋稳，是周期性、结构性和长期趋势叠加造成的结果。对于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而言，严控污染企业、产业转型和去产能尽管在理论上有利于这部分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在短期内无疑会压缩城市核心产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旧产能发展受限，新产能培育不足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中国需要理论自信，印度、巴西、俄罗斯… 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理论自信。中学课本里就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网财经：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世界的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GDP年均增长9.5%。比如王贤彬和徐现祥提出的试验-推广-学习的模式，张牧扬讨论的通过官员流动缩小地区差异，耿曙提出的弹性任期和绩效考核，以及聂辉华对于地方政府处置僵尸企业的分析等，都体现了地方在实践中创新的智慧。
环保政策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一些比较依赖自然资源和工业生产的城市和地区影响可能会比较大，这些地区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和产业政策和政府对于产业的规划。
《中国新叙事》一书日前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探讨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模式。2月26日，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助理教授席天扬做客中国网财经联合今日头条举办的金融读书汇，分享新书《中国新叙事》的热点议题，详解地方创新突围路径，探讨中国经济的新叙事框架，理解中国发展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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